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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江信托旗下一信托计划到期未兑付 回应:就看十个工作日内资金能否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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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信托产品“刚性兑付”,就是信托产品到期后,信托公司必须如期支付投资者信托本金及收益;换言之,在此情况下投资信托产品事实上得以实现“高收益、零风险”。

所谓信托产品“刚性兑付”,就是信托产品到期后,信托公司必须如期支付投资者信托本金及收益;换言之,在此情况下投资信托产品事实上得以实现“高收益、零风险”。

近年来宏观经济逐步下行、股市持续低迷,即使如此,信托产品却能以8%、10%、11%,甚至更高的年化收益率一路高歌猛进,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信托产品“刚性兑付”产生的“零风险”特点。理论上来说,任何完全市场竞争下的投资行为必定是风险与收益并存,并且应该是风险与收益成正比,但是我国的信托产品投资却打破了这一定律。

事实上,我国没有任何法律法规规定信托公司在信托产品到期时负有“刚性兑付”的义务。

《信托公司管理办法》第34条明确规定“信托公司不得承诺信托财产不受损失或保证最低收益”,《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办法》第8条规定信托公司推介信托计划时“不得以任何方式承诺信托资金不受损失,或者以任何方式承诺信托资金的最低收益”,由此可见,“刚性兑付”不仅背离市场规律,并且毫无法律支持。作为投资者,该如何理性看待呢?

一、理性看待“刚性兑付”

“收益越高,风险越高”,这是投资的基本规律。虽然从信托公司从自身长远发展、监管机构从维护金融秩序出发,均在强调及维护“刚性兑付”这一潜规则的执行,然而投资者应知晓该潜规则仅仅是我国当前金融制度尤其是信托制度不健全背景下的特定产物,不仅没有相关法律依据,甚至是与法律规定截然相悖的。

信托产品风险的“买者自负”原则实际上是一项强制性法律原则,信托当事人任何一方也不得以约定加以排除。

投资信托产品与从事其他投资一样,均会面临信用风险、预期收益率风险、流动性风险、利率和货币政策风险、产业结构风险等各种风险。

以中诚信托30亿元矿产信托兑付风险案件、吉林信托被骗贷1.5亿元案件、江西政府兜底华融信托对赛维5亿元信托贷款案等为例,虽然监管层、信托公司、融资主体等通过综合各种渠道最终使得投资者收回了投资本金及收益,但是投资者不能因此认定信托公司对信托产品负有“刚性兑付”的法律义务;相反,当个案信托产品发生兑付风险事件,监管部门督导信托公司有效处置兑付风险、信托公司采取有效措施解决兑付风险时,其实质是确保信托公司履行受托人的尽职管理职责,而非确立对其信托产品“刚性兑付”的潜规则。

因此,在信托产品的制度安排上根本不存在“刚性兑付”,“刚性兑付”纯属假想的风险传导机制,将监管部门和信托公司处置个案信托产品风险事件的努力与成效解读为“刚性兑付”,是对监管部门、信托公司、信托制度的误读,也是投资者对信托行业的重大误解。

二、正确理解信托公司信托义务与“刚性兑付”的关系

信托产品是否出现兑付风险,与信托公司是否切实全面履行信托义务密切相关。在信托法律关系中,信托公司是最为核心也是最为重要的当事人,信托义务的性质和内容自然也就是由信托公司在信托法律关系中的地位所决定的。

一般认为,信托公司信托义务的内容就其义务行为的具体方式而言包括作为和不作为两种状态,其中应当作为的义务是指信托公司为满足委托人即受益人的利益或者特定经营目的,依法应当或者必须积极地为一定行为的法律拘束;不作为的义务是指信托公司为满足委托人即受益人的利益或者特定经营目的,依法应当消极地不为或者不得为一定行为的法律拘束。

依据《信托法》第二十五条“受托人应当遵守信托文件的规定,为受益人的最大利益处理信托事务。受托人管理信托财产,必须恪尽职守,履行诚实、信用、谨慎、有效管理的义务”,以及第二十八条“受托人不得将其固有财产与信托财产进行交易或者将不同委托人的信托财产进行相互交易,但信托文件另有规定或者经委托人或者受益人同意,并以公平的市场价格进行交易的除外”等规定,在信托法律关系中,信托公司负有包括禁止自我交易行为在内的忠实义务、谨慎义务、亲自管理义务、分别管理义务、信息披露及保守秘密义务。

投资者与信托公司一旦签订信托合同,双方即成为信托法律关系主体,信托公司就必须为了投资者利益,按照合同约定及信托目的,全面履行上述信托义务。然而,因市场、政策、项目运行等情况千变万化,即便信托公司全面履行了信托义务,仍有可能出现信托产品的兑付风险,就法理而言,这种风险应由投资者负担。

在这种情形下,风险处置机制便演变为:首先是信托公司不得违规以固有财产与信托财产进行交易,对风险进行“兜底”;其次是在无法有效处置信托产品风险时,应启动责任区分机制,通过司法程序或谈判机制区分信托公司责任,信托公司对风险负有责任的由其负责赔偿,不负有责任的兑付风险由投资者自行承担,由此将信托公司的赔偿责任与“刚性兑付”严格区别;再次是监管部门应审慎对待出现信托产品兑付风险的信托公司,对于已经全面履行信托义务的信托公司,不得因为发生风险事件而采取限制性监管措施,从而保障信托行业的有序发展。

三、投资者的理性选择:有效管理风险

信托产品作为高端理财产品,相较于金融市场其他理财产品,不但收益高,投资门槛也高。如上文所言,信托产品一旦发生兑付风险,信托公司并无“刚性兑付”的法定义务,在其全面履行信托义务的前提下,投资者终会面临投资受损的风险。

当然投资者也应该知悉,一方面风险总是与收益紧密相随,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信托产品的高收益必然伴随着高风险;另一方面在“刚性兑付”没有法律依据的前提下,信托产品的安全性并非无法保障。信托的结构化设计、抵押质押、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等措施,都是为了起到防范风险,保障投资者利益的作用。

因此,作为理性投资者,不应因为谈风险色变而错过良好的投资机会,而是应该正视、分析信托产品投资风险,并加以积极管理。有效的风险管理不但可以降低风险发生的概率,还能弱化风险发生时的负面影响。对于投资者而言,有效的风险管理应该嵌入到信托产品的投资分析、信托合同的签订、信托产品的投后管理等各个环节中去,并且在信托产品投资的任一有效管理风险的环节中,应当明确掌握风险管理的基本流程。

风险管理流程是风险得以有效管理的载体,包括风险识别、风险评估、风险决策、风险监控、风险处置,且各个节点形成了一个循环的管理过程,从而实现各项风险管理活动的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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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阅读:信托 刚性兑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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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网财经11月14日讯(记者 郑岚予 梁冀)2016年因为渤海钢铁爆雷9亿元,至今7亿元仍悬而未决的国民信托再度爆雷:旗下产品《国民信托-新三板投资1号(华岭投资)结构化集合基金信托计划》(以下简称新三板1号)在延期一年后再度寻求延期,已经隐忍了一年的投资者的耐心被消磨殆尽。

“这个项目在2018年就该兑付了,当时这个产品中有两个股权投资在限售期没有解禁,出于对国民信托的信任,我们大部分投资人选择签署了同意延期,然而这一年,他们(国民信托)毫无作为,让人愤怒而失望。”在这个产品中投了300万元的贡女士对中国网财经如是说。

“毫无作为的国民信托”

据中国网财经所掌握的资料来看,上述信托产品成立于2015年,存续期为36个月,包括运作期24个月及退出期12个月;产品募集规模4460万元,其中包括A类受益权2960万元、B类受益权1500万元;资金投向为认购武汉华岭优势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华岭优势”)的有限合伙人份额,后者则对武汉光谷生物城华岭基金合伙企业(以下简称“光谷生物城”)进行投资。

贡女士对中国网财经表示:“当时国民信托给我的反馈是产品所投项目暂时无法变现,将兑付日期延期1年,如今到期仍无法兑付,对于投资者来说,我个人只想要拿到预期收益的最低9%的本息就可以了,至于其他投资收益不想再做无谓等待。”

对此国民信托办公室回复中国网财经称:“新三板1号”是典型的非保本浮动收益型投资产品,不约定预期收益率也不承诺最低收益,不能保证资金本金不受损失。

与大部分无法兑付的信托产品不同,光谷生物城整体来说是浮盈的,关于光谷生物城的投资回报状况,中国网财经记者查阅了华岭优势三季报。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9月30日,华岭优势持有光谷生物城3105万份额,另持有现金3.81万元。光谷生物城则投资有康欣新材、海吉力、英派药业、科州药物、明德生物和老鬼生物等6家生物医药类企业,此6项投资分别实现浮盈35.28%、84.83%、149.63%、146.91%、-5.75%和0%,此外,光谷生物城还持有现金2089.04万元。但综合所有选项,华岭优势的净值并不高,截至2019年9月30日仅为1.1685,按此净值约算华领优势的这份资产大概可以达到5200万元,要想覆盖2960万元的A类收益应该不难。

某国有投资机构专业人士对中国网财经表示,国民信托对“新三板1号”抱有过于乐观的预期,2015年正是类似股权投资大热时期,在产品设计和管理上并未尽责,该人士称:“至少在退出方案上没有制定任何处理措施”,在本身规模并不大的情况下,已经延期一年的国民信托“完全可以选择低价转让资产或者先行使用自有资金接手信托资产再另做处理打算”。

当然,不到最后一步,没有任何信托机构愿意低价转让手中资产更不愿意自己垫付再谋他路。贡女士对中国网财经称:“催急了,国民信托会让我们去找华岭资本,但是我们的产品是从国民信托购买的,合同也是跟国民信托签的,凭什么去找华岭资本?这就是推卸责任!”

对此问题国民信托回复中国网财经称,一直要求华岭投资变现也一直在持续催促,今年投资人未通过延期的决议,国民信托会按照系统文件的约定,相应终止“新三板1号”,公司也出具了清算报告。同时国民信托表示,根据资管新规,资管业务出现兑付困难,金融机构不能以任何形式垫资兑付。这个说法等同于把投资者们刚兑的出路堵死了。

原本象征信任和托付的信托产品一旦兑付无法顺利进行,就变成了一场无边无际的推诿和扯皮,那一纸合同里跟所有产品差不多的框架条款更让投资者们感到无奈。

合同涉嫌“霸王条款”

对于信托产品是否应该“刚兑”的问题,法律上一直没有明确规定,但业界对此都有自己的隐性判断。山东潍允律师事务所资深金融律师吕廷东对中国网财经表示,信托合同中的“预期收益率”是特别值得商榷的一个名词,为了规避银监会规定,往往会在合同中标明“预期收益率不代表真实收益率”,但在“新三板1号”的合同上的确写有“本信托计划不约定预期收益率”,特别注意的是虽无“预期收益率”,却有着“A类受益人基础收益(分配至不超过每个A类信托受益人持有的A类信托单位对应的资金X9%X信托实际存续天数÷365)”这样的表述。吕廷东认为,“基础收益”跟“预期收益率”的说辞换汤不换药,像贡女士这样非专业人士,往往无法明晰判断“基础收益”和“真实收益”,其在合同中写明所谓的“基础收益”就是要投资人相信未来会取得如此多的回报,属于变相承诺,而按照信托产品结束后,信托公司均按照“基础收益”分配收益,这也给投资人“基础收益”即“真实收益”的错觉。

针对“新三板1号”的信托合同,吕延东认为其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所规定的信托基本原则。从该信托计划的认购风险申明书、信托计划说明书以及信托合同等文件内容看,均明确该信托计划“信托资金用于认购华岭优势的有限合伙人份额,受托人代表国民信托不执行合伙事务”,而信托法则清楚指出所谓“信托”是指委托人基于对受托人的信任将其财产权委托给受托人,由受托人按委托人的意愿以自己的名义,为受益人的利益或特定目的进行管理或者处分的行为。“作为受托人,不参与经营管理该信托资金专项投资的有限合伙企业,如何维护委托人最大利益?进行管理或者处分更是无从谈起。”吕廷东如是说,他认为国民信托此举是将该信托计划中仅有的受托人“管理处分”信托财产的责任转嫁到不具备风险识别能力的普通投资者身上。

国民信托踩雷已经不是头一次。从2014年2月的“金色博宝”到渤海系的4只产品接连爆出,至今有7亿元的兑付仍悬而未决,再到2017年8月的“国民信托-龙头9号”,2017年、2018年末,国民信托分别收到北京银监局20万元和30万元的罚单。

对此,吕廷东律师对中国网财经表示,随着我国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信托业务连年增长的同时,信托纠纷也在不断增加,而我国信托立法更新速度极为迟缓,现行使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据今已有近20年时间,无更新修订也无配套的行政法规,在约束信托机构权责方面形成完整体系。截至发稿,“新三板1号”信托经理汤琦电话始终未接通,国民信托对外关系部也并未回复中国网财经的采访函。对此事件,中国网财经将保持进一步关注。